电煤告急 四川部分电厂存煤量不足两天

除了每周二一位学者作报告、其他人参与讨论这样的固定活动之外，所有的研究员每天至少一次聚餐。

沈裕挺: 嗯好，老师，我再接着您继续追问几个小点啊。至于老一代的学者，你们也清楚，像北大周一良先生这样的人，对吧，早年哈佛毕业，博士论文写唐代密宗，语言训练很好。

或者说，我说：彦臻同学、裕挺同学，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说是，然后我再继续。首先，是关于您的治学观念和经验的问题，其实您在您的《中国哲学方法论》里面已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和阐述了，所以我可能会就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细节再追问一下。像我们学术界也是这样，有些学者在某一门学科耕耘到一定程度，他就可以自然地跨到别的学科。如果这样一种看法变成一种哲学立场，变成一种看待世界、理解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一种哲学立场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完全无法沟通的世界，对话就无从产生。）大众传播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既然是在文化热的背景之下，那我就自然去想一些问题：什么叫文化？什么是东西文化、中西文化。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会发现一些以前你没有看到的材料。学术的发展未必是进化论，后起的学者也不一定比过去的学者好，不然康德、黑格尔早就淘汰了，孔子、孟子也就早就淘汰了。

那儒家讲的这套学问，就是希望你情感和情绪的每一个发动能够恰到好处。所以说，进大学之前，我已经接触到了中国的经典。他们并不考虑这个世界如何构成的？构成的元素是什么？物质在先还是意识在先？他们主要的问题意识并不是这个。那就是说，你对待经典首先要客观地了解它到底什么意思，不可以随意地解释经典。

比如在台湾，中国哲学在很多大学里是放在中文系而不是放在哲学系的。同时，随着你水平的提高、视野的开拓，你会对足以构成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具备足够的敏感。

因为随着抗战啊、内战啊、建国之后我们国内的各种运动啊，这个讨论就断了。这样的话，你不再有能力吸收任何新的东西。否则的话，修课太多会占用你们的时间。虽然我不是念哲学系的，但我读了很多哲学类作品。

对吧？我想这是一个问题。你不能说最后到退休了，最拿手的还是自己的博士论文，那就不合格了。在一个学科里能够站得住脚，然后不断提升，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要知道最好的学者，读他们的书。

你想想看，如果那些盲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都能自觉到自己摸到的只是局部，而要了解象的整体需要各位彼此之间的配合。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治学态度。

这样的话，你就经受了一种你原来没有经历过的训练。不过呢，虽然我的专业是政治学，但其实从大学入学第一年没多久，我的兴趣就完全转到了文史哲的方面。

除非死了，否则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情感、情绪不断发用的状态。当然，这个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但新中国建立后，散播到海外包括港台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华人世界当中去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考呢？这是从现实出发的。一句话，这是对西方的了解是否足够、是否准确的问题。当时半年时间在江宁县政府的实习，让我对中国的基层政府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学政治学还可以，但真的要去参与实际政治的话，我的性格是不太合适的。我去过世界上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去了一定要先了解他们的图书馆，有时就会有些意外的发现。

试图把它全部推翻、完全跟西方哲学绝缘，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文章达到了史学的标准，就会给你通过。

另外还有一个机缘，1998年我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到济南参加一个当代新儒学的会议。我想你们了解这是什么意思。

做学问首先是要建立知识。我小时候在价值观方面，受我父亲家庭那边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我奶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你该发怒的时候不发怒，那也不好。如果我们的解释可以信马由缰，完全脱离文本，解释就完全成了解释者的自我表达，文本自身的意义便失去了。哪怕你做不到人师，就是个经师，只要你讲得有道理，能够得其三味，学生从中能够受用，不把它只当成知识，而是产生了变化气质的效果，你就照样起到了传道的作用。我记得小时候，她经常讲一些古代小说里的故事，像包拯啊、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

对中国哲学家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存在和人格。总的来说，她是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基本上儒、释、道三教的观念都接受。

我们一般认为盲人摸象是个负面的词汇，但其实我们想一想，盲人摸到的象是不是象呢？每个人摸到当然都是象，你不能说他摸到的那个局部就不是象。但可能存在另外的问题。

我也许是第一个或最早一批到台湾去访问的大陆高校的博士生。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问题、需要反省、批判呢？其实，需要反省、批判的，就是各人只认为自己摸到的是象，别人摸到的都不是象，这种情况才有问题，才需要反省和批判。

我并不否定也不排斥大众普及的工作，这方面工作当然需要有人去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些能够体现这些理念和价值的人，能够体现公平的人、体现正义的人、体现这些价值的人，那样的话，可能会更有力量。对于以往研究中国宗教的国内学者不太重视实证研究、田野调查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路数自然有补正的作用。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华人学者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不知不觉只是跟着西方学者的步子走，似乎研究中国宗教除了宗教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就没有其它的取径了。

而我的这本书就是要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只是把我需要修的那些课修完就算了。

这样一来，你说他援入到西方那儿的中国传统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即使在博士论文的阶段，同一个题目，你有很多的支援意识，也就是说你读书很广，你的研究就会不同。

现在学界有不少人已经在做这种工作了，这就很好，我乐观其成。因为大部分学者其实都是不自觉地捍卫自己的学科，或者说大家时间精力都有限，只能在一个学科里面接受训练。